生活方式研究院
白瑜彦       2021-02-14    

情感被高度压缩的年轻人,还能拥抱爱情吗?

对他们而言,春节毅然返乡,是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相亲。

说起来相亲的过程,向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得快得很。”

                                                            ——《出梁庄记》

 

在最近的热播剧《山海情》中,水花和得福的感情一直是让人惋惜的存在。

的确,在致力于脱贫攻坚的90年代,乡村年轻人的青涩情愫大多被隐去,而婚姻大事的出口,多半是相亲。更糟糕的,就是像水花家那种以女儿置换一个水窖、一头驴、两只羊和两笼鸡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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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李水花被父亲以物质置换的方式,“嫁”到了隔壁村。 图/网络

如今,这些年轻人大多出城讨生活,但在婚恋问题上,他们走向婚姻的路径还是相对单一,停留在从前的模式:回乡相亲。

曾出版《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学者梁鸿,一直在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婚恋状态。她告诉记者,乡村年轻人在外面相亲或恋爱的特别少,一般都是春节回老家找对象。

因此,即便他们知道返乡会面临隔离和做核酸,但仍毅然踏上回程的班车,因为相亲,是他们在春节里重要的待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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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梁鸿

 

01

情感被高度压缩的年轻人

 

今年,都市情侣在过春节的夹缝间,顺道过上了情人节。他们喜欢节日的玫瑰,期待爱情的浪漫,却讨厌被催婚,更觉得春晚上的催婚小品逻辑荒谬。

但在乡村,爱情似乎是一个不必提及的话题。他们更看重的,是相亲的效率。

梁鸿在写《出梁庄记》一书时,曾对乡村的婚恋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一位叫向学的家乡少年让她印象深刻。这个男孩平日远赴内蒙古谋生,在26岁那一年,因成为“非常少见的大龄剩男”,而让妈妈接近轻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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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对抗的向学。图/《出梁庄记》

后来,他在春节回家时通过走马灯似的相亲,火速地从介绍、见面、送彩礼走到结婚,前后才花了十四天。

在这个过程中,向学偷偷改过出生年月和属相,租过车撑场子,借过钱凑彩礼,为了胜利,不惜一切。

“农村就是最大的相亲市场,它省略了谈恋爱的过程,大多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在乡村的婚恋,实际上处于一个极度压缩的状态。”梁鸿说。

她回忆到,每年的春节,农村婚姻介绍最红火。媒人是半职业化的,组织单身男女一拔一拔地轮流见,有人一天能见十来个,像上街赶集买菜一样,挑挑拣拣,要赶着在短短十几天内挑好,订下来。

梁鸿的哥哥毅志也曾在24岁时写过一篇日记,标题就叫《婚姻问题》,里面记录了他从初八到十二,“相亲,相亲,直相到我花容失色,信心俱失”,但也“有幸地”在正月二十四订终身,最后留下一句:“人生本无定数。缘分。”

以向学和毅志为代表的年轻人,如今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指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户籍地在乡村的产业工人)。他们身上有谋生的难题,也有嫁娶的重担,因为很多女方找夫婿有硬性指标:比如县城里要有房,家里的婆婆需要身体健康——这跟婆媳关系的好坏没关系,只是因为小夫妻要出城打工,需要有人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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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人带孩子,到工厂谋生的年轻人更步履维艰。图/《出梁庄记》

 

而且,他们都倾向于找老家的对象。一旦找了外地的,很容易就因为闹矛盾跑回家,再也不回来了——这些都是在乡村中最广泛流传的事例,“它会被无限地夸张化。”

梁鸿认为,这些孩子的情感实际上几乎没有得到满足,只是在完成一个实在的婚姻和一个实在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们婚后就没有情感,只是在他们走向婚姻的途中,情感被高度挤压,不是一个首要被考虑的问题。”

 

 

02

乡村女孩,芝麻粒儿大的命

 

很多梁庄的孩子,在梁鸿的书中已经走过十年。

比如《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分别记录下那些在荒芜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以及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人。他们共同勾勒出中国乡村生活丰富的褶皱。

但在最近出版的《梁庄十年》中,梁鸿把目光投向了乡村中的女性。因为她发现,落后的婚恋观和仓促的婚姻,最容易伤害的是那些曾经花般美好的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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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静和燕子,是她少年时代心中最美的梁庄女孩,她在书中写道,“环绕她们的是一圈圈明亮灿烂的光环……燕子是灵动、灿烂,春静身上则有一种雍容华贵、凛然不可侵犯的美”。

但就是这样两个如春天般的女孩,却因为成堆的倾慕者而经历了一个恐怖的青春时代,她们被跟踪、被骚扰、被恐吓。

因为不堪其扰,她们不得不转学、退学,每天活在惊惶中。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也没有做出正向教导,导致她们的婚恋观在扭曲中形成。

她们说,那些追她的男人把她的一生都毁了。后来,她们都匆匆嫁了人,被家暴,被诋毁,但都只会忍气吞声。

梁鸿觉得很难过,特别在上周“女记者马金瑜被家暴”的新闻爆出后,她深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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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走访这些乡村女性的过程中,梁鸿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她们在婚后,成为了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唯独失去了自己的姓名,直接变成“XX家的”。

那些被称呼了几十年的“五奶奶”“霞子妈”“万青家媳妇”,到底都叫什么名字?她们会不会在梦醒时分,突然回想起:自己到底是谁?

梁鸿对此感到震惊。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跟女性存在的位置、古老的男女关系相关。“在乡村,女性嫁到某家后,主体性并没有被充分呈现,只是依附在男性的系统里边的一个因子。”

梁鸿才想起,她在前面两本书的撰写中,也从来没想到要写出乡村女性的名字。这种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这一个话语体系实际上显示了:在中国,女性还是在一个从属位置、次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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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跳皮筋的女孩子们。图/《出梁庄记》

她把这个群体,统称为“丢失的女儿”。而她们的命运,就像书中燕子所说的:女孩子们就是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

那么在城市的女孩,是否就能脱离这种语境?

梁鸿并不认为。在城市,女性在工作单位的确可以拥有自主的身份感,但当回到私人领域、回到家庭内部,别人还是会“尊称”她为“某太太”,也会说是“女孩嫁到男孩家”。

“它是一个几千年来的心理惯性,并不代表就真的歧视你。但我们要对这个话语有所警惕,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梁鸿说。

 

03

出现裂缝,才能滋养新的东西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关心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离婚率飙升,结婚率和生育率走低。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似乎一直处于隐形状态。

但乡村那种速成的、半包办的婚恋模式,正在加速显露出它的弊端。比如今年,全国多地提倡就地过年,这除了让很多人不能回家相亲,更直接的影响是:留守老人看不见孩子,留守儿童看不见父母。

这对很多乡村家庭而言是巨大的震动,绝大部分的家人,都盼了一年之久。《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提到,“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甚至成为一个普通老人能脱口而出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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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留守儿童,都只能通过手机看到父母。图/图虫创意

 

据梁鸿观察,这些年来,农村的早婚早育比原来更严重了,这与城市是恰恰相反的。一些孩子刚高中毕业,还没出过远门,父母就火急火燎地要给孩子找一个归宿。成婚之后,年轻人也不愿意留在村庄,势必就会留下老人和留守儿童。

有人会想,当下的资讯如此发达,互联网相亲已经很便利,乡村孩子的婚恋观不会受到冲击吗?

梁鸿肯定了现代社会带来的影响,但尽管浪潮涌动,潮汐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他们不是观念不发达,也不是闭塞落后,对讯息的了解也不比城市孩子的少。只是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境况,没有办法让他们从容地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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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谋生的乡籍打工人,甚少能定居下来。图/图虫创意

他们跟城市里被催婚的孩子也不一样,城里的年轻人再怕,自我调节的方式也会强一些,因为他们收入尚可,单身也快乐,不用和别人凑合。

所幸的是,如今年轻人对婚恋话题的探讨逐渐深入,像今年春晚上的催婚小品,一播出就掀起了与此相关的性别议题讨论。

梁鸿觉得这种讨论总体上是非常好的事情。“最起码它开始出现裂缝了,开始趋于不平衡的状态,而不是像原来一样,大家都是默认的。”

她觉得这种文化的晃动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存在,因为只有在晃动的状态下,才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慢慢滋养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去撼动日常生活的顽固性。

包括像乡村的孩子,虽然整体还处于相对沉默的状态,但梁鸿对此保持乐观,相信他们慢慢也会有自我觉醒。“只要整个社会仍在发酵,仍在不断产生新的话语,它终究就会像神经冲动的传递一样,传到最远的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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