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钟慧芊       2021-01-15    第579期

BGM一起,中国功夫无敌

功夫是什么?从哪来?到哪去?回答这一套问题的过程,本质上是国人世界观的重塑。

中国功夫不缺负面新闻。

“武术打假”是其一:2017年,“格斗狂人”徐晓东约战“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开场不到20秒,徐晓东就将雷雷击倒在地。自此之后,徐晓东陆续下发战帖,将江湖各派约了个遍。

大众讨论“中国功夫还能不能打”是其二:“武术打假”成了照妖镜,中国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备受质疑。民间各派习武人士纷纷回应,试图在擂台上一洗前耻,可惜事与愿违:2020年5月,马保国在和武术教练王庆民的对战中被连续击倒3次,赛后,马保国形容“这是一场非常不正常的比赛”——“忽然身体瘫软,浑身乏力,被对手一打就飞,脚底下一点跟没有,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武术了。”

网络群嘲马保国是其三:2020年年初马保国拍摄的一条视频成为“万恶之源”——他鼻青脸肿地控诉自己被两个年轻人“偷袭”的片段被B站用户恶搞成鬼畜视频,并在10月下旬集中爆发,衍生“不讲武德”“耗子尾汁”“闪电五连鞭”等网络流行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价马保国像一个极端版的现代阿Q,“既可悲,又可怜”。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倡议书整顿行业是其四:“武术打假”之后,中国武术协会多次出台规定,“坚决不得随意自创拳种和门派”,“坚决杜绝自封‘大师’‘掌门’‘正宗’‘嫡传’等称号”,“武术习练者不得以武术拳种、门派名义参加综合格斗、自由搏击等搏击类项目赛事活动”等。

和中医、京剧、书法等国粹相比,中国传统武术无疑是最全球化和最有存在感的,以至于一度形成了一种刻板海外印象:中国人人会功夫。

但正如那个哲学“经典三件套”所问,中国功夫正在面临着它的身份焦虑:你是谁,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

“自媒体时代的新型江湖艺人”

金庸的小说重建了中国人的武侠江湖,李小龙的电影则构筑了全世界的功夫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李小龙以一己之力开启了功夫电影热潮,“中国功夫”也在过去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流行符号。

李小龙研究专家、英国卡迪夫大学文化研究教授保罗·鲍曼认为,“中国功夫”正是从李小龙开始被重新发明、重新阐释,之后,随着成龙、李连杰等武打明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功夫蜕变成一种“亚洲性”的表达,在近三十年间透过电影、音乐等媒介的跨国传播,再一次构成了东方主义的全球流行文化想象。

中国功夫不再是李小龙时代的反主流文化,它在全球化的传播中被逐步挪用、吸纳、消费,成为萨义德意义上的亚洲情调投射。但与此同时,中国功夫的概念也在不同程度地和正念、冥想、禅修、养生等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个人身体实践运动混合,在全球范围内催生畸形的商业市场,由此亦为假功夫和假大师骗局埋下祸根。

马保国即是一次假功夫“出口转内销”闹剧的典型案例。他在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之前,曾出版著作《我在英国教功夫》《尚济形意拳练法打法实践》,讲述自己的武学修为和武学心得。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路云亭形容马保国是“自媒体时代的新型江湖艺人”,马保国的著作中充斥着不少爽文套路的自以为是,甚至超现实的内容:比如说自己年轻时每天坚持练功三个多小时,最后“一拳就能把泡桐树树皮打飞”;又比如说他曾经赤手空拳面对八九名手持短棍、砖块的民工,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故事最后,“一位40多岁的老民警,十分客气地问我:‘老同志,我看你有真功夫,为啥不还手?’我答道:‘敢还手吗?打伤人谁负责?’他听后笑了,连声说:‘对,对!’”

自我神化的泡沫有多大,破灭时就有多少人拍掌称快。从鬼畜之王到销声匿迹,马保国像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太极拳师闫芳一样道尽人间荒唐,也最终被主流话语唾弃。他不是武林名宿,而是一个热衷于在徒子徒孙面前进行武术表演的假大师,也是中国传统武术在面对现代格斗质疑时的一次失败而滑稽的符号。416989651758181980.jpg

传统武术既不能安身立命,又失去了自身的用武之地

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在当代媒介世界的凋零、没落,正是中国传统武术在今天社会的写照——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武术既不能安身立命,又失去了自身的用武之地。

中国武术从何而来,武术研究学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伟良的回答直截了当:冷兵器战场上的军旅武艺即是中国武术的文化源头——武术的本质,是为了提高技击能力而进行的一项身体训练方法。它的套路、格斗、功法,都是从兵器演变而来,服务于徒手拳术,而技击和强身健体则是一体的两面。

先秦时期有“君子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书、数——“射”为射艺,是十八般武艺之首;“御”是驾驶马车的技术;“乐”是舞蹈音乐,其中也包含武乐。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廉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六艺实际上是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方式,这种模式和古代希腊的公民教育是如出一辙的,都是培养一个文武全才型的人。”

从军旅的兵器“武艺”到民间的拳脚“武术”,是一个逐步完成的漫长旅程。学者余英时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春秋时期“士”出现文武的分化,最终在战国时代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而到了明清时期,武艺开始走向武术,渐渐演化成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的民间技击类体育活动。

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明达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出现了融会义理和技艺的拳派,当时多称之为“门”,如形意、太极、八卦、通备等。然而在脱离军阵检验之后,拳脚功夫的实用性大打折扣,加上汉代以来尚文斥武的社会风气和中央皇权对习武人士的控制、打压,民间武术的生存步履维艰。

时间来到积贫积弱的清末民初,“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的思想在全社会盛行,梁启超更是提出“中国之武士道”的口号。国体的贫弱和国人的贫弱发生关联后,一部分有识之士寄希望于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希望以古代侠士之风重振国民精神。

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成立,民间武术经历了自上而下的体育化整合和改革。马廉祯解释道,从严格意义上讲,国术是中国古代的武术、射箭、摔跤等传统体育的集合体,是“在近代进行所谓‘竞技运动化’的实验成果”。

“国术的概念其实很复杂,它和胡适提出的‘国故学’的基本思路是相近的……国术的参照物,是西方工业革命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主旨的竞技运动,后者的价值观很清晰,就是‘更高、更快、更强’。”马廉祯说道。遗憾的是,由于政治腐败、国势贫弱,加上后来抗日战争打响,国术实验无奈戛然而止。

正如徐浩峰在小说《师父》中所说:“在一个科技昌明的时代,民族自信应苦于科技。我们造不出一流枪炮,也造不出火车、轮船,所以拿武术来替代。练一辈子功夫,一颗子弹就报销了,武术带给一个民族的,不是自信,而是自欺。”

“既得艺,必试敌”

翻看《现代汉语词典》,“功夫”一词的本意是时间、精力,也是本领、造诣,即依靠成千上万次的练习积累,形成肌肉记忆,达致武术之大成。这一点和现代格斗的训练要求别无二致。

马廉祯表示,全世界对武术的技击要求都是相通的:“你要有足够的实力,包括你的力量、骨骼、抗疼痛能力、柔韧性、接受过的基本训练。”现在中国功夫被曲解、被当作玩笑、被视为骗局,原因在于,中国武术丧失了通过直接对抗衡量、评比的标准。“由于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很多东西是可以由言论和文艺化的想象去传达的。我们今天的武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更多地应该被划入文艺学的范畴,而不是体育学的范畴。”

直接对抗,是检验今天中国功夫实战能力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早在明朝,军事家戚继光就在《纪效新书》中明确提出:“既得艺,必试敌。”——“敌”即对手,不试敌就是纸上谈兵。

中国功夫的身份认同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回到20世纪初叶,尽管当时包括“中央国术馆”首任馆长张之江在内的一众武术家都强调以体用兼备、打练结合对传统武术进行科学化改良,但社会对其的主流认知,更多是义和团运动的残遗和愚昧落后的旧社会的糟粕,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亦曾对其作出过激烈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就着手对传统武术进行世俗化改造。有人提出武术的任务不再是“防身杀贼”,而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对“唯技击论”的批判致使套路运动一度大行其道。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散手、太极推手等对抗性项目的开展,攻防技击才重新进入中国功夫的概念定义之中。

这正是中国功夫的尴尬处境:我们人为地将它和传统割裂,大众对传统武术缺乏基本认知,习练人士则无奈接受套路和技击分离的事实。长期在农业社会和乡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传统武术和中国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陷入了现代化的失落;而在武术领域出现的文化真空、价值观真空,则是当下功夫乱象的根源。

大量传统武术仍然留存着明显的宗教化、神秘化的特征,很多人则对张三丰之类的武侠传奇心存幻想。马廉祯认为,这些误解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中国人对神秘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对英雄叙事的迷恋。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功夫今后的发展时,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回应道:“单纯用现代体育的眼光去看传统武术是有偏颇的,但它要在现代体育中生存下来,则需要解决其自身的竞技性问题——如何用竞技的手段让它成为一种文化而被继承下来。传统武术需要走出神秘化的阴霾,同时走向世界,让更多人接受。”

武林已经远去,但我们在这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未能彻底解决一个问题:当中国人用阴阳、五行、气来解释世界、理解世界、想象世界的宇宙观和身体观崩解后,我们如何为中国功夫乃至中国文化的整体图景,找到新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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